【絮聒】醫學類文件與癌症患者

去年11月我開始初審醫學類文件，到現在已經快滿五個月了，從一開始的惶惶然不知所措，到現在可以根據經驗稍微修改，自己覺得進步不少。當然，成為專業醫學譯審的路還有很長，就這樣一直鑽研下去，是一條單純而漫長的路。

審閱的醫學文件通常是藥品與醫療器材的仿單與使用手冊、試驗計畫書與受試者同意書，必須根據讀者(醫師、衛生署官員、患者與家屬)修改用語及通順程度。醫學譯者的習慣是無論讀者是誰，一律使用最文言的方式貼字翻譯，我剛開始審稿的時候常常被總編審糾正，太過正式的文風，患者與家屬不容易看懂，會影響他們參加試驗的權益。總編審說，這些患者已經走投無路，像白老鼠一般進入試驗，還被知識的傲慢霸凌，很不公平。

於是我想起生命中接觸的第一位癌症患者。

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，很驚訝一個三四十歲的男人居然這麼清瘦。他穿著運動服，足蹬慢跑鞋，神采奕奕且多話。那時候我並不知道他患有癌症，一直要到約莫半年還一年後，他的兒子才告訴我，他得的是肝癌。他像傳統台灣人一樣諱疾忌醫，動過手術之後不太按時看醫生，反而到了廟裡發願吃素，希望能好起來。他太太不辭辛勞，親自打理三餐，全部使用有機食材，以最天然的方式烹調。我覺得很好吃，他常常抱怨。

隨著我認識他的時間越來越長，他的病情逐漸惡化，臉龐消瘦甚至凹陷泛黃，大大的眼睛無神且無助，四肢瘦到見骨，皮膚下密佈的血管清晰可見，彷彿有一股強烈的力道緊緊攫住他的生命，難以逃脫。終於他連行走、站立都有困難，住進醫院。我去看他，他的聲音已微弱嘶啞，但仍然多話，向我交代身後事項。我無法多說什麼，只能忍住淚水，靜靜傾聽。

某一日，他的兒子打電話給我，說他走了。電話那端很是嘈雜，他兒子無法跟我說太多話，我也無法回應什麼，只說了要堅強。我與父母去看他，他在殯儀館裡，我們看不到他，只有一張神采奕奕的彩色照片、一套運動服與一雙運動鞋，以及一座牌位。我又想起初次見到他的樣子。

每次我審到癌症試驗新藥的計畫書與同意書，閱讀不良副作用的內容，都不由自主想像那些症狀，作用於已經承受太多痛苦的患者的感覺。然後我便想起他。洗澡時我拿蓮蓬頭往頭頂沖熱水，總想起他說的，若是著涼鼻塞，往頭頂沖熱水可以緩解。他對我說過太多太多話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總是在每天的這個時候，以這種方式懷念他，即使我已跟他的家人斷了連絡。

願他安息。希望我這樣常常想起他，不會讓他罣礙。願他心無罣礙，無病無痛，進入新的生命。

【絮聒】我的語言，我的認同

我小的時候我們家有小耳朵，可以看到 NHK 的兒童節目，說的當然是我聽不懂的日語，但我爸媽說我看了電視，嘴巴就一直嘰哩咕嚕。等到我認字的年紀，我媽帶我出門，看見國字便一個一個指著教我念（我媽是國文老師），我的嘰哩咕嚕於是變成了吱吱喳喳的國語，和電視連續劇裡的人一樣。

我阿媽堅持說一種和電視不同的語言，等我稍大一點才知道那叫做台語。我一直都不喜歡台語（直到上了大學成了稀有動物才改觀），覺得總不若電視裡的國語好聽，但阿媽也不是省油的燈，即使她會聽也會說國語（多年後我家招待華僑朋友時我才發現），我用國語向她說的話她一概不理，要我說台語她才會回。阿扁執政那幾年，阿媽最常說的話就是：「台灣人未曉台灣話，算啥米台灣人？」這句話我到現在一直都不認同，但是我很感謝她讓我記得台語，讓我不管在哪個角落都能輕鬆與他人互動。

我外婆除了說台語以外，跟外公、叔公們還說一種我完全聽不懂的語言，我媽說那是客家話，可是又和客語新聞的不太一樣（明明就都聽不懂）。後來才知道這的確是客家話的一種腔，叫做「詔安」，只有彰化、雲林一帶的人說這種客家話，而且因為周遭環繞眾多台語使用者，詔安客家話摻雜了大量的台語詞彙，詔安客家人也多是雙聲帶（如我外婆），傳承的人越來越少，漸漸式微。我只會幾句詔安客家話，到外婆家的時候用來打招呼，外婆也會回一句客家話，但是接下來就都說台語了。外公過世，叔公們也漸漸衰老，不太常到外婆家作客了，也幾乎很難聽到那樣流利的談話。


我最認同的語言還是國語：數數用國語，說夢話用國語，被嚇到的時候用國語，這應該是改不掉了。然而也有某些時候，一段話裡的一句話堅持要說台語，或是打電話回家的時候忽然說起台語來，我想這也許是抒發鄉愁的一種方式吧。我一直都覺得語言只是一種工具，我累積的知識幾乎都透過中文/國語獲得，在我能力可及的範圍，我願意用台語甚至英語傳達這些訊息。不管說什麼語言，在心靈交流的當下，我都感到非常快樂。